三月的波士顿，寒冬终于松开了手指，空气中透出湿润的泥土气息。

查尔斯河的冰层逐渐消融，河水恢复了流动的轻盈，阳光照在水面上，波光粼粼，像是有人不经意洒下了一把碎银。河畔的树枝冒出了细小的嫩芽，仿佛悄然宣告：春天，真的来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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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发现波士顿的春天来得比南京晚了至少一个月。”杨琳站在河边，深吸了一口气，微笑着说，“但这空气里，竟然有点熟悉的江南湿润感。”

“是啊，这种湿冷感，倒是和南京的春天有点像。”沈奕将手插在风衣口袋里，侧头看她，“不过这里的春天，没那么温柔。”

杨琳笑了：“南京的春天，细雨如丝，这里的春天，冷风像刀。”

两人并肩走着，脚下的河堤小径上铺满了冬季残留下来的枯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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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午两点，杨琳走进图书馆，找到了一张靠窗的座位，摊开笔记本电脑开始修改论文。

她的研究课题是《跨文化传播与身份认同》。从最初选题时的迷茫，到如今逐渐厘清研究脉络，她仿佛也经历了一场内心的蜕变。

什么是身份认同？

这是她论文中的核心问题。

身处异国，语言和文化的交融，生活习惯的微妙差异，都会在潜意识中引发自我身份的重新认知。

“所以，这是不是意味着，身份认同不是固定的，而是随环境变化而调整的？”杨琳喃喃自语，随即在笔记本上写下：

“文化身份如同河水，不断流动、演变，而查尔斯河，便是我们的见证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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傍晚时分，沈奕来图书馆接她。

两人走出图书馆时，天边残留着一抹橙色余晖。

“论文写得顺利吗？”沈奕问。

“还好吧。”杨琳伸了个懒腰，“突然发现，文化身份这东西，真的很微妙。比如我们，虽然在美国学习，但骨子里的习惯却始终是中国的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