应如是回到太傅府时，天色已经很晚。

她一路无言。连芷香也察觉到她神情凝重，不敢多问，只安静地替她点了灯，摆了净面茶水，又悄悄退下。

屋中一时寂静无声，只有烛火微响，仿佛也在等待她把一切理清。

应如是并未卸妆，更未换衣，只是坐在梳妆前的绣墩上，盯着铜镜沉思。镜中那张脸静静地映着灯火，眼神淡得像隔着一层雾。

片刻后，她起身走到书案前，取出随身的小册与笔炭，一页页翻开，最终在扉页新起一栏，写下几个字：

肢体型ALS，疑似中期。

字迹不大，却极稳。

她拈笔的手微微一顿，脑中开始有条不紊地回放方才在假山后那短短一刻中所看到的一切——

沈行之坐在轮椅上，四肢轻度屈曲，掌指呈半蜷状，无法自然放松，也不能自主收回；肩膀单薄塌陷，需靠披风与扶手支撑保持坐姿；说话虽少，但音调咬字尚可，未见延髓系统受损迹象，呼吸尚匀，只偶有短促。

她边想，边飞快写道：

上运动神经元受损明确，肌肉张力亢进，肌力退化；手部精细运动功能完全丧失，活动受限；坐姿稳定性低，需外物支撑。

延髓功能暂未受累，语言表达尚流畅，吞咽、咳嗽反射正常，情绪未见失控。

推测为ALS肢体起病型，病程已满二年，进入中期，进展较缓。

但无现代辅助设备条件，预后较差。

写到这一处，她停顿了一下。

将笔轻轻放下，揉了揉眉心。

她记得自己在现代时见过一个与之类似的病例——男，三十二岁，初诊仅为“指尖乏力”，半年后便无法翻身，自主进食困难，最终因延髓受损造成呼吸衰竭，家属签署DNR（不抢救）协议，仅靠镇静药物陪伴度过余日。她当时轮值夜班，在患者心跳停止时亲自记录了死亡时间。

死亡时间——

她忽然意识到，这个词在她脑中竟是那么自然地跳出。

是啊。

ALS这种病，她太熟了。

熟到可以闭着眼判断病程，熟到在抢救室里麻木地宣告结束，熟到从未真正为哪个患者流泪。

她看多了病人，看到这种症状时脑子里不是“能不能救”，而是“还能撑多久”。

——沈行之，大概还有一年吧？

或者两年？

要是天时地利、膳食周全、感染控制得好，再有她偶尔插手干预，三年也不是没有可能。

她又低头，写下一行：

现代无治愈方案，仅延缓。

预估生存时间：1～3年（中期至晚期转折）。

古代无呼吸机、导尿、营养通管、眼控仪。

后期病人将逐步丧失语言能力、吞咽能力、自主排泄、甚至呼吸功能，临终过程痛苦。

这一次，她写得很慢。

慢到像是在记下一个她根本不想面对的未来。

她合上册子，坐回椅上，静静望着烛火，半晌未动。

她没有哭。也没有悲伤。

她只是医生。

只是一个从另一个世界穿过来的医生，碰巧遇见了一个病人。

仅此而已。

*

应如是坐在案前，指尖还残留着炭笔的微尘。

她没有立刻收起医书，也没有让芷香进来，只是静静望着那行字——

“能做的：缓解、延迟、安抚。做不到的：根治、复原、奇迹。”

烛火忽明忽暗，像她心里那点一闪一灭的情绪，既不温热，也不寒凉，只是一种深夜独有的疲倦与迟钝。

她并不伤心。她甚至不能说自己“难过”。

她是医生。真正的医生。

神经科最难的病，她都见过。ALS，进行性肌萎缩。肌肉一块一块死去，神经一根一根枯竭，人活着，但像被逐步抽空的木偶，意识清醒却动弹不得，直到连张口呼吸都成了奢望。

她最擅长的就是这类病。

也最讨厌的，就是这类病。

“治不好。”她低声道，“哪怕在现代，也只能延命。”

何况是在这个连“肌电图”都没有的时代？她甚至无法确定沈行之具体是哪一型，只能靠眼看、手感、经验推断。这不是行医，是在泥沼里硬生生试着捞起一颗快沉底的石头。

“我知道他会死。”她闭上眼，指节紧扣成拳，指甲深深嵌进掌心，“只是迟早。”

她不是神。她也不是救世主。她只是一个被迫来到这个世界的医生。

沈行之，是病人。是她医学判断下的一个“个体样本”。

不是爱人。

不是“她的沈行之”。

她脑中仍有模糊的情绪在涌动，但她逼自己捋得清。

她知道，这份想救他的冲动，不是情爱，不是执念，也不是所谓的命中注定。

这是职业惯性。

在现代医院，医生一旦看到病人，尤其是这样典型的运动神经元病，几乎不需要任何感情，就会本能地动手——查体、翻记录、预判风险、对接营养支持、评估护理方案。

她早就习惯了。

“我会想救他，并不是因为我喜欢他。”她轻声说。

“是因为我受不了这种病。”

她受不了明知对方会死，却什么也不做。

她受不了自己看得清楚，却转头假装没看到。

她甚至不是“怕他死”，而是怕自己哪天回忆起来，会觉得自己不配当医生。

她只是不能无动于衷。

哪怕是勉强撑三年，哪怕最后一天仍是等死，她也想让他多活一点、少苦一点、少一点挣扎时的恐惧与绝望。

她揉了揉眉心，额角沁出细汗。